近日，特朗普直接在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下令”：陈立武因为利益冲突，必须辞去英特尔CEO！

陈立武马上也公开发表了一份沟通信，否认了关于他之前经历的谣言，表示将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而已经获得董事会的支持，不会辞职。以下为公开信全文。

亲爱的团队：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新闻，想花点时间直接和大家谈谈。

首先想说：美国是我 40 多年的家。我热爱这个国家，深深感激它给予我的机遇。我也热爱这家公司。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英特尔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荣幸。这个行业给予我太多，我们公司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能与大家携手重振英特尔实力、创造未来创新，是我职业生涯的荣幸。英特尔的成功对美国科技和制造业领先地位、国家安全和经济实力至关重要。这是我们在全球开展业务的动力，也是我加入团队的动机，更是我每天推动大家共同推进重要工作、构建更美好未来的动力。

关于我过去在 华登国际和楷登电子的任职经历，流传着不少错误信息。我想明确：40 多年行业从业中，我与世界各地及多元化生态系统建立了良好关系，始终遵循最高法律和道德标准。我的声誉建立在信任之上 —— 言出必行，且以正确方式行事。我领导英特尔的方式也是如此。

我们正与政府沟通，解决已提出的问题，确保他们掌握事实。我完全赞同总统推进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承诺，赞赏他在这些优先事项上展现的领导力，也自豪能领导一家对这些目标至关重要的公司。

董事会全力支持我们为公司转型、客户创新及严谨执行所做的工作 ——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尤其振奋的是，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采用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技术实现量产。这会是重要里程碑，证明你们的努力及英特尔在美国科技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

陈立武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全球化时代的完美缩影——他既是硅谷的投资教父，也是亚洲半导体产业崛起的关键推手，在中国大陆拥有深厚的人脉和庞大的投资网络。在过去，这些是他的荣耀勋章；但在今天，这却成了他最致命的“原罪”。

要理解陈立武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就必须拨开这封信所掀起的政治迷雾，回到他走过的漫长道路中去，探寻他的人生轨迹如何与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浪潮紧密交织，又如何在今天这个全球化逆转的时代，被推到了断层线之上。

01

陈立武的前半生

陈立武的人生起点，并非始于硅谷，而是东南亚。他出生于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家庭，早年就读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和那个年代许多渴望改变命运的亚洲学子一样，美国是他的向往之地。

他远渡重洋，先后在旧金山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并最终取得了核工程博士学位。他的这段求学经历，是典型的“美国梦”开端：一个聪颖勤奋的异乡人，凭借自身的努力，在美国顶尖的学术殿堂里站稳了脚跟。

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美国的科技行业，先后在回声科学（Echo Science）和EDS核（EDS Nuclear）等公司担任技术和管理职位。这段经历虽然不算显赫，但让他对美国科技产业的运作模式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然而，陈立武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成为一名安稳的企业高管。他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变革的气息——个人电脑革命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爆炸性增长的行业：半导体。

1987年，陈立武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创立华登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在那个年代，风险投资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而专注于半导体产业的投资，更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光鲜亮丽的终端产品公司上，但陈立武却看到了冰山之下更庞大的部分——支撑起整个信息技术革命的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和材料。他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投资哲学，即围绕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进行“生态系统”式布局。

这个时间点至关重要。当时的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处于一场剧烈的地缘政治风暴中心——美日半导体贸易战。日本的DRAM存储芯片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横扫全球市场，将英特尔等美国巨头逼到了墙角。华盛顿的政客们挥舞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迫使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限制其出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立一个专注于半导体的风险基金，本身就是一次逆向而行。当时硅谷的主流风投，目光大多聚焦在个人电脑和软件公司上，认为硬件是“傻大黑粗”的苦活，利润微薄。但陈立武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他判断，美日的激烈对抗，恰恰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不可能只由美国和日本两个玩家主导，它必然会向成本更低、反应更灵活的地区转移。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半导体产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IDM（整合元件制造商）模式，即一家公司包揽设计、制造、封测所有环节，正变得越来越臃肿和低效。

一种全新的“Fabless”（无晶圆厂设计公司）+“Foundry”（晶圆代工）的垂直分工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台积电（TSMC）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陈立武的华登国际，正是为了拥抱这个全新的、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体系而生。他没有将宝押在美国或日本任何一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崛起的亚洲“四小龙”。

他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投资哲学，即围绕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进行“生态系统”式布局。他投资芯片设计公司，也投资为这些公司提供制造服务的晶圆代工厂，还投资更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公司。他试图编织一张覆盖全球的产业网络。

在那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贸易壁垒森严的年代，陈立武的全球化视野和跨文化背景，让他成为了一个稀有的、能够连接不同技术板块和资本市场的“超级联系人”。他赌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全球化分工”这个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美国的创新技术需要与亚洲的制造能力和市场潜力相结合，才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他成为了最早一批将硅谷资本和理念带到亚洲的拓荒者。

从新加坡的创新科技，到台积电、联发科，再到中国大陆的中芯国际，华登国际的投资版图几乎覆盖了亚洲半导体产业崛起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在那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黄金时代，陈立武的身份是完美的“桥梁”。他熟悉美国的技术前沿和资本市场，又深谙亚洲的文化和商业环境。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华语，可以在硅谷的董事会里侃侃而谈，也能在亚洲的工厂车间里与工程师深入交流。这种独特的跨文化背景和跨地域资源，让他总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他投资的公司，往往不仅能获得资金，更能获得进入全球产业链的宝贵门票。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眼光和能力，陈立武和他的华登国际声名鹊起，他本人也被誉为半导体领域最具权势的投资人之一。

02

陈立武在中国

他对中国大陆的布局，是其投资生涯中最重要，也是在今天看来最具争议的一笔。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在中国大陆寻找投资机会。当中国决定将半导体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时，陈立武和华登国际成为了最早、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

然而，当投资行为与国家战略紧密捆绑时，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这条界线便开始变得模糊。

2000年这一年，世界正处在互联网泡沫的顶峰，纳斯达克指数高歌猛进，“世界是平的”的信念深入人心。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其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即将向全球资本和产业敞开大门。

正是在这个历史性的节点上，陈立武和他的华登国际，在中国大陆投下了其投资史上最重要、也最具标志性的一注——参与创立中芯国际（SMIC）。

这个决策在当时看来，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技术和人才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基础极为薄弱，与亚洲半导体产业先进地区相比，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要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世界级的晶圆代工厂，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是政治风险。尽管中国即将“入世”，但两岸关系依然复杂敏感，将先进的晶圆代工管理经验和人才大规模引入大陆，必然会触动复杂的政治神经。

但陈立武看到的是风险背后更大的机遇。他判断，中国官方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凭借其巨大的市场、工程师红利和国家意志，中国必然会在全球半导体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提前布局，不仅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更能将华登的“生态系统”投资模式在中国完整地复制一遍。

投资中芯国际，完美地体现了陈立武作为“桥梁”的角色。他不仅带来了硅谷的资金，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在产业界深厚的人脉，说服了以张汝京为首的一大批半导体精英，跨越海峡来到上海浦东，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这笔投资，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的一次跨地域、跨政治实体的完美结合。

它既顺应了全球资本寻求价值洼地的商业逻辑，也契合了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国家战略。在那个对全球化充满无限乐观的时代，中芯国际的创立，被视为一个多方共赢的典范。陈立武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崛起的深度参与者和关键推动者，为他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从芯片设计公司兆易创新，到设备公司中微半导体，再到无数个散布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初创企业，华登国际在中国投下了重注。

在当时看来，这无疑是精明无比的商业决策。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丰富的工程师红利和强大的官方支持，是全球半导体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陈立武的这些布局，为他和他的基金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深度参与者和推动者。他曾是中国各地官方的座上宾，被无数创业者视为良师益友。

03

陈立武在铿腾

如果说，作为投资人的陈立武，是在全球化浪潮中顺势而为，那么，作为企业家的陈立武，则是在逆境中展现了他力挽狂澜的能力。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华尔街一片狼藉，实体经济遭受重创。科技行业也未能幸免，企业纷纷裁员，削减研发开支，挣扎求生。

正是在这个行业和市场的“冰点”，陈立武做出了又一个惊人的决定：从一个指点江山的投资人，亲自下场成为一名“救火队长”，出任EDA巨头铿腾电子的CEO。彼时的铿腾，正深陷金融危机和内部动荡的泥潭，股价低迷，人心涣散。

陈立武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砍掉了非核心业务，重新聚焦于公司最擅长的EDA和IP（知识产权）领域，并以极大的毅力修复与客户之间的关系。2009年，虽然传统PC市场萎靡不振，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由iPhone开启的移动互联网革命。

陈立武敏锐地意识到，智能手机对芯片的要求，与PC时代完全不同。它需要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集成计算、通信、图形处理等多种功能，同时还要做到极低的功耗。这种高度复杂的SoC（片上系统），对EDA工具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所采取的策略，被业界称为“IDM 2.0”的先声——即不仅提供工具，更提供平台化的解决方案和关键IP模块，帮助客户更快、更高效地设计出芯片。

在他的带领下，铿腾走出了困境，重新回到了增长的快车道。在他执掌的12年间，公司股价上涨了超过20倍，市值从不到20亿美元飙升至400多亿美元，成为与新思科技（Synopsys）并驾齐驱的行业双雄之一。这段经历，充分证明了陈立武不仅拥有投资家的敏锐眼光，更具备企业家的坚韧和实干精神。

但在铿腾的复兴之路上，中国市场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EDA是所有芯片设计的基石，被誉为“芯片之母”。随着中国芯片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先进EDA工具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铿腾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成为了公司重要的增长引擎。

这也为汤姆·科顿信中的指控埋下了伏笔。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加剧，美国官方开始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EDA软件被列为关键的“卡脖子”技术。任何向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提供EDA工具的行为，都属于非法。

根据公开的报道，Cadence也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并最终支付了罚款以达成和解。

04

两面英特尔

曾经，陈立武的“双重身份”——既是美国公司的CEO，又是深耕中国的投资人——是他成功的秘诀。他能左右逢源，调动两边的资源。然而，当科技竞争加剧，这座“桥梁”便开始承受巨大的拉力，甚至有崩塌的危险。

他过去引以为傲的、在中国建立的深厚人脉和投资版图，如今在华盛顿的政客眼中，都变成了“与中国有着深厚联系”的原罪。

这便是英特尔任命他为CEO时，所面临的巨大争议。从商业和技术的角度看，这个选择再合理不过。英特尔正处于历史上最艰难的转型期，其IDM 2.0战略的核心，就是要重建其在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向全球客户开放其晶圆代工服务。

这项战略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一个对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有着最深刻理解的人来掌舵。放眼整个行业，几乎没有人比陈立武更适合这个角色。他既懂技术，又懂制造；既懂设计，又懂市场；既有在美国顶尖科技公司扭转乾坤的成功经验，又对亚洲乃至全球的供应链了如指掌。英特尔选择他，是选择了他无与伦比的行业经验和执行力。

但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选择却充满了风险。在一个“政治正确”压倒一切的氛围里，陈立武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成为了他最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汤姆·科顿的信，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向英特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潜台词非常清晰：一个从美国纳税人手中领取巨额补贴的公司，怎能由一个“亲华”背景的人来领导？

陈立武的遭遇，并非个例。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成功，源于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技术扩散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宏大叙事。他的人生，就是这个叙事的完美注脚。然而，当这个叙事戛然而止，甚至开始倒转时，像他这样横跨两个世界的人物，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风暴的中心。他们曾经的优势，瞬间变成了劣势；他们曾经的资产，变成了负债。

他并非不知道风险。近年来，华登国际已经有意识地将其投资业务进行拆分，试图在不同地缘政治板块之间建立防火墙。但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他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联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切断。

最终，陈立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个人命运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故事。他是一个勤奋、敏锐、极具远见的商业领袖，他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成就了非凡的事业。但他也未能超越时代。当政治的逻辑压倒了商业的逻辑，当合作的桥梁被怀疑的目光审视，他便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汤姆·科顿的信，或许只是一个开始。陈立武未来在英特尔的每一步，都将走在钢丝之上，不仅要应对商业上的严峻挑战，更要面对来自政治层面的持续拷问。他如何在这条断层线上保持平衡，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考验，也将是这个分裂时代一个值得长期观察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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